江安人该拥有的骄傲！ 独一无二的城标，告诉你什么是江安之魂！

几生修的住江安__余安东

江安国立剧专纪念馆馆长张毅告诉我，江安县将要启动恢复剧专当年旧址的项目。

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使记忆中对江安的印象重新涌来。

今年春节前，我还在上海，和余迅一起与任复、郑惠等剧专老大哥、大姐们见面，上海戏剧学院的曹树钧教授也在场。任复大哥鼓励我把对江安的回忆写出来。

我在江安，是差不多70年之前的往事了，尽管十几年前又去过几天，但毕竟对江安如雾里看花，显得遥远而模糊。然而印在我少不更事时雪白的记忆中的往事，却总是有些鲜活的亮点会闪现。

“一岁半那一年

我到了江安”

1939年4月

我们全家随父亲上沅先生和剧专师生一起到达江安。那时我才一岁半。

国立剧专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开学的。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8月，剧专师生组成“巡回公演团”，陆续内迁长沙，同年10月，剧专在长沙稻谷仓开学。12月中，我出生在离稻谷仓不远的湘雅医院，正是南京大屠杀的两天之后。如果我们没从南京逃出来，也就没有了我。

母亲说，我们家当时暂住在王先谦的故居。他是清末的学者，号称葵园先生。但在今日的地图上没查到葵园。他又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在稻谷仓所在的开福区，有个岳麓书院(不是湘江对面湖南大学的那个岳麓书院)，不知是否我家暂居之地。也许哪一位剧专的学长还能有以教之吧。随着战火的西移，1938年1月初，刚刚出生半个月的我，已被抱上小船溯江而上，同船的除了父母和两个哥哥汝南、棣北外，还有表兄吴祖光。经过父亲的家乡沙市，熬过川江的天险之旅，终于到达重庆。

《在江安》

初到南正街

《在江安》

家里的天井

但是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来狂轰滥炸，重庆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当时许多学校都迁到更偏远的小地方去。例如后来我长期工作的同济大学，就到了宜宾的李庄。为什么剧专选了江安？

据我所知，原因之一是我母亲的表姐夫冯若飞是江安人。

母亲出身于大家族，我的外婆庄曜孚的哥哥庄蕴宽是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名人。冯家表姐庄芸是庄蕴宽的长女。冯若飞的女儿冯克燕后来成了同济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一代名医。吴祖光则是我外婆姐姐庄还的孙子。由于当时抗日的同仇敌忾，也有各种人际关系，剧专迁到江安的确受到热情的欢迎，是一个幸运的偶然。祖光后来重返江安，有“几生修得住江安”之句，确实写出了剧专师生的心情。流亡万里，好容易到了大后方的重庆，还是得天天逃警报，终于进驻到一个安宁友好小城，真感到是“几生修得”的了。

余安乐|上小学了

我在江安度过了整整6年

我在江安一直住到1945年剧专迁到重庆附近的北碚，那时我七岁半。

在江安度过了整整六年。

逝者如斯夫，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是一些点滴。

我们家在江安所住的房子（大概是在南正街），原来是黄佐临、金韵之在江安任教时住过的。他们不久后就回上海办苦干剧团了。这对英国留学生生活很有品味。那处住宅装了地板和纱窗。尽管只装了我父母做卧室的一间西屋，但在那时的江安，却是最洋气的建筑了。在这间卧室里最温馨记忆是，总是忙碌的父亲有难得一点闲暇，把我放在他的膝头，教我唱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铃儿响停当）和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伦敦桥）这类英文儿童歌曲。1941年末，小我四岁的弟弟同希就在这间房里诞生。我坐在这间卧室高高的门槛上哭鼻子，因为大人们不准我进去看新鲜。当中是堂屋，还是泥地。正面八仙桌后是一条供桌，中堂挂的是一副很大的八仙过海彩画，大概都是房主置办的。东屋住的是我奶奶。我们兄弟住在偏屋。我的奶妈王嫂对我很好，我长到七岁，她一直在我们身边。她后来嫁给了从北平一路跟我们家迁移到江安的厨子小朱。他们夫妇就留在江安了。

这一进四合院，当中是一个石头砌的天井。有一次大雨积水，大约两三岁的我不小心跌进了水塘，感觉如同掉进了大河，幸而很快就被捞起来了。

两个哥哥从初中起就到省江中住读，周末才回家。喜欢逗我这个小他们十来岁的小弟弟玩，他们是童子军，两人扮演将军，就我一个萝卜头小兵。令行禁止，像真的一样。他们在院子当中插了一根竹竿当旗杆。用竹篾绳索做了弓箭，给我做了最小号的，射箭比赛。我母亲是学儿童教育的，她在院子里给我做了一个沙盆，就是一个大木盒子装上沙，使我可以搭任何想象的东西。

当时江安有伤兵院，前方的伤兵源源而来。

我们家坡下有家公司，大约做煤炭生意的。我的两个哥哥常去和他们的职员下棋。有一天他们楼下的伤兵步枪走火，子弹穿过楼板，击中正在和我哥哥们下棋的职员，穿过大腿，血流如注。我二哥当即抱住他，按住伤处帮他止血，大哥则去报信。我父母很称赞他们的临危不惧。当时母亲叫我躲在沙盆后面防弹，使它派上意想不到的作用，其实那只是个偶然事件。

我小时发高烧，只能在堂屋泥地上铺一条篾席，接接地气退烧。睡在地上仰望天花板，迷糊中八仙飞来飞去，脑袋轰轰响，眼前便是民生、长虹号火轮开往重庆的影像。江安医疗条件很差，最好的医生就是剧专的毕大夫，但是药物很匮乏。我大约五岁时摔了一跤，左膝盖发炎，几乎要截肢。后来母亲背我到李庄的同济医院做电疗，终于保住了一条腿。母亲一直说，后来我上同济，又在那里工作，就是小时候结的缘分。


那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李庄，梁是与父亲同时留美的老友。有次父母去探望他们，回来说，因为林患肺病需要阳光，作为建筑师的他们，在简陋的民居里改装了“落地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常幻想究竟什么是落地窗。小时的误会，现在想起来特别温馨。有次母亲说她在北京上女师大时，同学有个“俱乐部”。我以有限的见识，听成“锯萝卜”，感到大人真无聊，竟然以“锯”“萝卜”为乐。有年春节，一早来拜年的当地人不知下江人的习俗，见到校长夫妇早餐在喝粥，觉得我们很可怜。四川人对妇人的尊称是老太太，但那时四十几岁的母亲最不愿意被人这样称呼。

童年的回忆

中国系统现代戏剧教育的先声

据说当地人在下江人来川之前，不吃猪内脏，所以很便宜。我们这些人来后，把猪肝、腰子都吃贵了。家里有时请客，四川少鱼，往往以一只木头刻的假鱼充数，只能看。肥肉和土鸡还是有的。有次大概菜很好吃，有位姓赵的本地客人大呼：“我差点把盘子都吃了”。令我暗中好笑，觉得大人比我还馋。

至于小孩的爱物，记得的只有炒米糖开水和一种被我们称作“屁烧灰”的棉花糖。还有一种让我翘首以待的点心是“高丽馒头”，就是把干馒头切片，拖上鸡蛋，再撒上白糖。这种奢侈品只有当各种贵客，包括剧专一些熟悉的老师师母来家里打几圈麻将时，母亲才会拿出这种点心，我也才得一饱口福。

常来我家的有位剧专胖胖的单身美术老师方匀，她是法国留学生，和母亲有些远亲。也兼在教务处工作，以校为家。我只记得她告诉我，当她坐船漂洋过海去法国时，用带去的搪瓷痰盂罐煮面条吃，令我对出国的旅途充满好奇。后来48年在南京，有父亲的学生当了解放军，派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悄悄带信给我父亲，劝他留下来迎接解放，一时找不到父亲，就是请方匀转交的。

母亲陈衡粹毕业与北京的女师大，那时女子上大学的不多。她的老师如周树人、作人兄弟、沈伊默、兼士兄弟和马裕藻等大多都已载入史册，学生也人才辈出。见过母亲抄的课堂笔记，都是工整的毛笔小楷写在有红条格子的毛边纸抄本上。

母亲学的是国文和教育，更偏重于儿童教育。到了江安，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幼儿园更是闻所未闻。母亲就和一些剧专的家属一起从幼儿园开始办。随着孩子们长大，又办起了小学。使剧专子弟在抗战的困难条件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剧专附小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后来取名为剧光小学。

和我年龄相仿，在剧专幼儿园、附小和我同学过的有曹禺和郑秀、陈瘦竹和沈蔚德、杨村彬和王元美、蔡松林和张惠贞、陈永倞和冀淑平等人的子女。

有一张我4岁生日的照片，那天父母为我请了另外三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小桌子上放着四个水果。另外三个小孩是曹禺的女儿万黛（右二）、陈瘦竹的女儿陈玫（左二）和毕大夫的女儿毕漪云（左一）。她们现在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了。

《在江安》--我的4岁生日

蔡松林的夫人张惠贞做过我的班主任，他们的两个儿子方方、圆圆分别与我和弟弟同班，他们后来继承父业，进入电影界。不像我们四兄弟都遵守父母严命，全都远离了他们认为风险太大的文艺界。

中国的戏剧，以往只有“富连成”这类科班。国立剧专开了中国系统现代戏剧教育的先声。抗战时期，艺术院校得不到发展，戏剧教育是稀缺的资源。我想这也是人才荟萃的一个原因。剧专当时聚集了许多奇才。不但老师许多都留名史册，学生中也人才济济。剧专有宽松的气氛，让他们充分发挥。除了公演话剧，遇有节庆，余兴节目也丰富多彩，是我们小孩们的最爱。

今年春节，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拔牙的小品，很搞笑，使我想起70年前在江安就看到过了。

在剧专舞台上，也见到过有些学生京剧功底很深。那时没见过电影，剧专学生在台前拉一块白布，台上表演，幕布上的投影使孩子们如看电影般的有趣。

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剧专学生，有沈扬、冀淑萍、温锡莹、陈怀凯（陈凯歌的父亲）等。这些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著名的演员、导演。

记得有段时间，上海四大剧院的导演，都与剧专有关，北京人艺、靑艺，也有剧专人。文革结束后，有次我去北京出差，经过人艺，已经满座。见到主要演员是熟悉的名字，想破例买一张票，便问了一句，本没想到立即被邀为上宾。想到父母对我们从小起的严格要求，以后再也不敢去惊动剧专校友而看白戏了。

父母亲经常从江安乘小火轮顺流而下去重庆。江安那时没有可停靠火轮的码头，登船必须用小木船拨过去。出门要带上铺盖卷，被子外面用油布包起来，再用棕绳纵横捆绑。我家有一条用了几十年的红色毛毯，扎在里面当垫被。上船后并无舱位，打开铺盖睡在甲板上。其它行李则装在一个竹篾扎成的网篮中。父母难得带我去重庆，我得留在江安。他们临行前，给我两个洋铁皮小罐子，一个装着十几粒黄豆，叫我每天拿出一粒装到另一个罐头里去。等黄豆数完了，父母也就回家了，所以我就天天数着黄豆。抗战时期财政很困难，剧专得不到政府的重视。父亲除了组织师生去重庆公演，挣些钱粮之外，也得奔走经费。其实他能找的，也就是几个老朋友。

顾毓琇（一樵）是父亲留美时就一起搞戏剧的老友，他时任教育部次长。我当时虽小，但常听父母说一樵这个名字。后来到了1949年初，父亲已辞去剧专校长，住在老友徐仁广的上海智仁勇中学里，顾毓秀拿来四张去香港的船票，让他们带我们老三老四去香港避一避。但是父母一则认为自己无非一介书生，何避之有。再者当时就读于清华和中大的老大老二都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得汝南从北京发来急电，只有“万勿南下”四个字。棣北是中大学生运动的骨干，他领喊口号的特写镜头，曾在“星火燎原”等历史纪录片出现。结果父母就带我们一起留在上海了。

江安时期，电报很重要。

家里有一本电报码，每个汉字用四个数字代表。（现在中国人去英国签证，填写姓名还要注上这种号码）。学会写电报，可以少说废话，因为每个字都不便宜。有次父母又去重庆，而奶奶发病，要打一种红色的针药。但病况急转直下，很快就去世了。哥哥们从省江中赶回，赶快给在重庆的父母发了电报。我小，只能在一边发傻。

奶奶在我心目中，是个少言寡语的慈祥的小个子老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有生死之别。每次父母从重庆回来，孩子企盼的是玩具，我得到过一个纸蝴蝶、一门玩具大炮和一个硬纸板压模做成的小钢盔，后者涂成草绿色，相当逼真，对战时的小孩是难忘的。

在江安时，我经常去剧专看戏或排戏。

刚到江安就上演了吴祖光的“凤凰城”，我那时太小，不会去看。但后来许多中外名剧都在江安上演，如曹禺的“日出”。那以后，“顾八奶奶”成了一种典型，大人们议论什么人，“顾八奶奶”是作为形容词而不是专用名词来用的。

曹禺剧中的陈白露、四凤、周朴园、高老太爷等等，在我心目中就如邻家老小一样鲜活。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现在还有如在眼前。
而对年幼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村彬1942年写的“清宫外史”，记得在剧专公演时很轰动。

那时古装戏不多，加上我第一次听到作为背景音乐的民乐，感到热闹、新鲜。现在各种清宫戏汗牛充栋，但“清宫外史”应当说是开了先河。

父亲不但是好教师，还是个好导演，在剧专江安时期，他作为“出品人”策划和支持了中国重量级剧作家历史上许多巅峰之作问世公演，也亲自当导演，排演中外名著，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易卜生的“野鸭”等，在抗战的困难条件下，用世界眼光把握剧专教学的导向。

余上沅作为五四一代早期的留学生，又是“国剧运动”的创意人，他一直在用国际水平去推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剧专是他“国剧运动”理论的实践。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从科目、课程的设置，到各种门类，不仅是编导演，还有舞台装置、灯光、布景、音乐、舞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剧专都是最早的探索者和践行者。对中国现代戏剧电影发展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种兼包并蓄，取各家之长，走自己的路的理念，不但体现在他对待“戏”，也体现在他对待“人”。他坚持剧专以艺术和教学质量第一，不顾各方面压力，聘请了如田汉、曹禺、黄佐临、金韵之、章泯、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吴祖光、吴晓邦、戴爱莲、应尚能、张骏祥、吴仞之、沙梅等到剧专任教。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聚集精英、不拘一格用人才。在抗战十分困难的时期，若不是父亲谦恭待人、惜才若渴，能做到这一点吗？父亲早年在武汉文华书院参加五四运动，然后到北京大学师从胡适之，受校长蔡元培开明的办学思想影响甚深。

我从两三岁开始，便游走于剧专排练场之间。师生们都认识我，这个抱抱，那个逗逗，不亦乐乎。我父亲是好导演，却不是好演员，只跑过几次龙套，给演员们打打气。所以我也幻想不当演员，直接做导演。

有次在江安，剧专附小要排演儿童剧“白雪公主”，不少师生的孩子争当演员，小天才着实不少。作为剧专校长和附小校长的儿子，如果想争取，我也是会有机会登台的。但父母要我们低调，加上我的胆怯，连派给我做七个小矮人之一也不肯干。最后答应做不露面的“镜子”，躲在镜子后面念台词。

当导演的瘾，直到上了同济大学才得以爽了一把。差不多有十年（1955-1965），从学生到助教，我的业余工作是负责联系学生广播台和文工团，策划和组织过许多上千人的大型文娱活动和演出，真是跳过演员当导演了。

同济100周年校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来采访我，说我是同济校歌的词作者。其实，当年写过好些应景的歌词，一不当心，其中之一被当做校歌了而已。尽管学了工程，但小时种下的文艺爱好的种子，有时还是会发芽。或是“积习难改”吧。

剧专在抗战时期的山城，像是在高压锅中，温度高、各种化学物理反应也快。戏剧的浓缩熏陶，快速地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戏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记得谢晋去世前不久，请我和儿子到他家去，吃午饭时，他一面开怀喝酒，一面拉着我的手不放，回忆当年在剧专的情景。告诉我，它的毕业论文，就是校长亲自指导的。

谢晋是在江安入剧专的，他的夫人就是江安本地人。剧专不大，这群文艺人在纷乱的大环境中找到江安这个可以专心实现艺术梦想的小城，那种亲密的大家庭气氛，真让人难忘。70年后的今天，只要我遇到剧专人，还体会得到这种浓浓的亲情。谢晋这一届从江安辗转北碚，到南京大光路才毕业。剧专

附小和我们这些子弟，也到了南京，附小定名为剧光小学。

2001年1月，在我离别江安将近一个甲子时，又故地重游。

那时，我已在德国的HOCHTIEF建筑公司设计研究部IKS工作多年。为了武汉钢铁厂巨大的二热轧工程，经常去武汉和重庆，那里有我们的合作单位。这一次太太陶德华也一起到了重庆，就下决心去一次江安。遗憾的是现在她已因病去世快十年了。在重庆的剧专校友李侍琴大姐的陪同下，友人派车送我去泸州，江安派车来泸州接我们去江安。得到剧专纪念馆张毅和县文化局王显才局长等热情的接待。在那里虽然只待了两天，但感慨万千。在归途中，写了八首小诗。现在容我一一道来。

“梦里江安又重游，两江汇处绿幽幽，巍巍铜像立文庙，剧专传统水长流。亲人伴我万里行，六十年后觅知音，文庙文物传文脉，父亲笑貌已永恒。”

江安在重庆西南方，长江的上游，位于泸州和宜宾之间。梅子溪在江安汇入长江，号称“两江汇处”。到了江安，见到剧专旧址文庙依然保存，红墙黑瓦，古韵悠然。在平庸的街景中，鹤立鸡群。院子里立着父亲余上沅的铜像，这是校友们集资建造的，上有曹禺的题词。我走进这个小院，见到饱受沧桑的父亲居然在此永存，而有张毅这样的有志青年把他的青春贡献给剧专这段历史，坚守着真善美的信念。一种内心的感动涌上心间，五味杂存，难以言表。纪念馆并不堂皇，但陈列着剧专和父亲的点点滴滴，都已成为文物。

1939，剧专流亡到江安，这个小城把唯一容得下一个学校的供奉“至圣先师”的庙堂给了剧专，这是多么大的情分！剧专传统在这里江水长流，文脉永存。

“忆昔江安十字街，南街摔跤跌北街，旧梦依稀寻何在，桥楼西望夕阳斜。十年发展喜亦忧，千篇一律使人愁，幸得文庙红墙在，江安魂魄有处留。”

我离开江安时，已经七岁半，还记得县中心是东西南北四条街交汇，称为十字街。江安城小路窄，当时有南街摔一跤，爬起来已到了北街之讥。这次也专门去看了十字街。但已旧梦依稀，只有一栋桥楼还似曾相识。江安那些年已有些发展，但与许多小城一样，缺乏特色。这些年的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遗憾是各处千篇一律，地方特色渐渐丧失。看似翻新时髦，而失去的是地方风情的无价之宝。

我毕生从事工程和建设，又长期住在把保护传统视作生命的欧洲，对此就特别敏感。幸而文庙的部分剧专遗址得以保存，使江安的精神魂魄还有个落脚之地。如果今后能进一步恢复抗战时剧专旧址，使之成为体现戏剧历史、抗战历史精神的文化中心，那么它的价值不但对于这个偏远小城，而且对于全中国都是很有意义的。有地方特色，有人文内涵，才会有吸引力。一个内地小城，那怕建设得像浦东、深圳，高楼林立，但有什么人会来不远万里来看这些司空见惯的楼宇呢？只有像剧专遗址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城标，才是江安之魂、江安之福。

“风水形盛两江口，文星汇聚四面山，几百才子高产地，戏剧奇葩出江安。五四文化同源头，江左江右入海流，若讳百川纳大海，何谈史笔写春秋。”

江安的江北靠近四面山，是重点风景区。这里也是风水之地，出于历史的偶然，全中国戏剧史上的人物，竟集中出入于一个不大的山城，只能说是缘分了。

剧专在六年间培养了如此多的戏剧专业人才，是戏剧史上一笔浓墨重彩。一种历史必然中的偶然，把一个剧专像天上的陨石一样砸到了江安。而通过“凴物看戏”等方式，让这个偏远小城的居民，认识了话剧，热爱了话剧。据说至今江安人的文艺细胞都很发达。这是何等的缘分。如果简单第把政治帽子扣在艺术史上，其实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剧专人后来也许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经历，有的也分居在海峡两岸，但历尽劫波兄弟在，大家当年为了戏剧走到一起，几十年后，也是为了戏剧又重新聚首。百川归流，岁月洗涤、大浪淘沙，历史留下的只是最具核心价值的精华。

“风吹竹海浪千层，万历民居价连城，江安三宝谁无价，精诚立达剧专魂。竹乡剧专两相亲，江安虽小有知音，先贤渐渐仙去也，一段佳话万古闻。”

江安人说，江安有三宝：竹乡、一栋明代万历年间的民居，还有就是剧专遗址了。粗略统计了一下，父亲主持剧专十三年，学校搬过六个地方。南京薛家巷2年（7.1935-7.1937），长沙稻谷仓约半年（2.1937-8.1937），重庆上清寺1年（2.1938-4.1939），江安文庙6年（4.1939-4.1945），北碚1年（4.1945-8.1946），南京大光路2年半（8.1946-1.1949）。其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江安。江安与剧专有不解之缘，以江安作为剧专的纪念之地是最恰当的。父亲曾手书剧专校训“精诚立达”。父亲自幼上私塾，饱读诗书，尽管早年留美，接受许多西方理念，但中国文人的儒家情节还是浓厚的。按我的理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人做事，出发点是“诚”，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诚信缺失的可怕。在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成长初期，以“诚”而不是“忽悠”为出发点，的确很重要。“诚”或“忽悠”，是两种艺术观、人生观的分水岭。中国文人传统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立”是个人修养的锤炼，“达”是服务社会的愿望。“精诚立达”作为剧专的魂魄，希望能在江安保存。如果剧专旧址能得到恢复，除了展览的作用，还可兼具青少年戏剧爱好的培训功能。

父亲的故乡沙市，已把他出生的故居划入文物保护范围。

2009年六月底，我和弟弟同希，弟妇李世莺（他们也回到过江安，那是同希出生地）及我的儿子余迅一起去荆州和沙市，得到原文化局局长李南杰先生等的热情接待。当时，我们也建议如果故居能够恢复，要有青少年戏剧教育的功能。因为推广戏剧教育，正是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夙愿。

希望江安能保存这一段佳话，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已经或正在渐渐远去，但历史却经过磨炼，更显现出它的光芒。

江安正打算恢复剧专遗址，促使我写下江安的往事。

余迅的赛朴莱茵设计科技公司从事规划建筑设计已十余年，张毅希望他参与江安剧专旧址的项目。他还打算去一次江安。我很支持他这么做，写这些回忆供他参考。我已到了“收官”的年龄。这几年有妻子宋志萍的照应，不再有后顾之忧。每天能够写一些专业的和回忆的文字。也想留给孩子们：余巧、程晓青的女儿程佳寅和儿子程亦宽，余迅、丁一的女儿余米之看看，让他们知道一点七十年前的陈年往事。知道一点他们的Opa（外公和爷爷的总称）在战时大后方度过的童年，也知道一点他们的太爷爷、太奶奶和国立剧专的故事。

关于余安东

余安东教授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著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余上沅先生的三子，是郁梅与郁彬的叔叔。196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留校工作30年。1984年任同济大学出版社第一任专职社长，1986年作为访问学者到德国，1987年曾荣获德国霍尔兹曼奖章。在高层建筑结构，结构抗震，升板结构等方面有诸多研究成果，致力于复杂结构的动静力分析。 长期旅居德国，同时在国内担任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德国Hochtief公司资深顾问工程师，德国赛朴莱茵建筑规划科技有限公司名誉董事。

文稿 | 余安东

编辑 | 若   溪

来源 | 郁氏家族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