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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的铜矿洞内景
自古以来,江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发生了很多战事,也因此留下了多处著名战争遗址,最著名的当属相传诸葛武侯屯兵的梅岭堡,同时因为当地有矿产资源,还有多处古代冶炼铜矿遗址尚等考证,这些遗址见证了历史进程,为探寻历史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或许从遗址上的某一个角落,就能穿越到那个时代。
大有来头的土寨子遗址
土寨子遗址位于红桥镇公益村青龙组土寨子,其始建年代不详,为古代的梅岭堡。
中华民国十二年版《江安县志》卷二古迹载:“梅岭堡……相传亦诸葛武侯屯兵处……”据传“明朝时其址上有驻军”。现存寨墙为中华民国时期办团练时所重建,其规模小于明朝时期。寨墙为条石基础,用乱石砌成,呈不规则形,墙高3--4米,厚0.5米,周长105米,寨墙中有2座碉楼,面积约900平方米。
古佛台 川南游击纵队战场址
据史书记载,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战场遗址较多。位于红桥镇五阁村大山组的古佛台,则是1935年川南游击纵队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著名战场址。
1998年版的《江安县志》第十八篇第五章军事载:民国24年春,中央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川南。为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收编地方游击队,发展近千人。
川军达凤岗旅及李品山保安团队闻讯从底蓬向梅桥逼近,纵队撤出梅桥到五谷乡的古佛台,五老阁等地休整,并往长宁梅硐转移。李品山部衔尾直追。纵队到梅硐后,随即佯装撤走,并迂回回师古佛台设伏。李品山在梅硐扑空后,回军梅桥经过古佛台时,纵队出其不意,突出袭击。李部仓促应战,溃不成军,死伤积野,李化妆逃窜。
史料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古佛台设伏歼灭国民党李品山保安团队的战事。古佛台战场址是红桥场至梅硐古路上的一处险要大道,其东侧是深渊,西侧是高山,场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
深藏在大山中的铜矿遗址
在大妙乡兰花村坪子头组的铜厂头,有一处大型铜矿遗址,查阅多个版本的《江安县志》和有关资料、文献,均未记载相关信息。
该铜矿遗址位于佛耳岩的一个叫小风垭的北 坡 ,分 布 在 海 拨420-550米高度之间,东西 长 1000 米 ,南 北 宽100-300米的范围内。此山岩大多为红色丹霞地貌沙岩,但在海拨500米上下的岩层中蕴藏着铜矿石。
该处铜矿遗址的矿洞口因年代久远很多被堵塞,但尚可见外露的矿洞口40余个。矿洞的型制均为平行洞,大多数矿洞建在山岩壁上。其洞口外小内大,外洞口高度一般在1-1.4米之间,宽度大约1-1.2米。洞内高度一般在1.5-2米左右,宽度大约1-5米。矿洞开采深度 80-500 米不等。
矿渣是炼矿的物证之一,离矿洞口100米以外的平缓岩坡下丢弃有大量的铜矿渣,其矿渣少数暴露于地表,有的则显露于土坎断面层中。高度有的达2米以上,而其下面山沟里堆集的铜矿渣的高度不知有多厚。为此,下面的一条山沟被命名为“炉子沟”。据此推断,当年此处采矿的规模相当大,采炼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但因当时的冶炼技术不高,矿渣中还可寻找到打碎了的矿石与未提炼完的含铜矿渣。
当地村民介绍,在矿洞口与堆放铜渣之间,其部分地下1-1.2米深的土层中有平坦的“三合土”地面。推测应为蓄水池与炼铜的炉灶用地,和炼铜工人的工作场所。但尚未发现炼铜使用的炉灶,和过火后的火烧土与火烧石标本,以及房屋建筑设施的桩基、柱础址等遗迹。
无人问津的铜矿遗址
江安的矿产资源丰富,除五矿、红桥的矿井外,目前县境内尚有三处无人问津的铜矿遗址。
位于留耕镇银锭村的滥碾子铜矿遗址,地处山岩下的小溪沟边,为南-北走向,呈一条线分布在长200米的山边,现发现有洞口4个,此铜矿遗址据传开采于清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尚在开采,遗存下的矿洞长达几十米长,洞宽 1.2—1.5 米,洞高0.8—1.1米。藏于山沟中的铁炉湾铜矿遗址,位于红桥镇水和村铁炉湾组。该铜矿遗址位于山坡中部,分布在东西宽100米,南北长300米的范围内。具体开采时间无考,但在清代已开采。可见遗弃矿洞4个,排列在50米范围内。其矿洞宽口1—3米,高1—2.78米,深 300 米;洞内宽 2—5米,宽1—3米不等。
还有一处为大妙乡坪子头铜矿遗址。三个铜矿的开采年代都较早,据考证最迟在清代已经大规模开采了,但有关史料上却找不到任何记载的文字。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已无人对这些深浅不一,大小不等,开采历史久远的铜矿及矿洞感兴趣了。
曹家树 曹家树,男,汉族,出生于1961年12月,江安县人,高中文化,1984年参加工作,现供职于夕佳山民俗博物馆。热爱文学、艺术、文物、民俗、摄影等。著有《话说夕佳山民居》、《话说川南婚俗》两本书,和《画栋飞云》一本画册。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笔耕,长期在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网络上发表文章与摄影作品。2012年曾在《宜宾新闻网》上开辟“读懂夕佳山”、“宜宾夕佳山古韵”两个专栏;2015年起在《江安橙乡网》“文化江安”上连载“聚焦江安文物古迹”的文章。2012年被四川省人社厅、文化厅、文物管理局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个人”;同年被四川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局评为“四川省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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