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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我所经历的人生轨迹中,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在乡下当了几年的知青了;同我一道当知青的四哥也已经进城当了工人,而我却因为四哥的表现好,第一批就被生产队推荐走了后,却再以轮不到我了,尽管我的表现也很好,很优秀,他们的说法是:“你家已经出去了一个,该轮到别人了。”那时候的人老实,没有想到为了进城而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还是在生产队里拼命的表现,想争取到一个机会,可惜了,那机会却一次次都去照顾了别人······ 虽然是在生产队里表现好,拼命地干活,农民们干什么,我也跟着干什么:栽秧,割麦,挖红薯,担大粪;甚至在五黄六月的暑天里嗮稻子,因为太热,暑气太大,结果,我流鼻血了,那鼻血流得我急了,抓住云南白药瓶子就把药粉望鼻孔里倒。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没有油荤的伙食,常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回家。 家就在对岸,一江之隔,我们下放的生产队在长江的北岸,县城在长江的南岸,过河的工具是机动船,它“突突!”地叫着,烟囱里吐出黑烟,一个人一张票五分钱,往返一次才一毛钱。我控制不住想往家走,除了家里有父母,有温暖的三餐(虽然是粗茶淡饭)还有朋友。 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一个单位腾出来的大房子,由房管所改做经租房的居民大院里住了。大院里家家户户都有知青,回去时不是这家的孩子在,就是那家的孩子在,一个大院里几十户人家,知青就有几十个,还加上没有下乡的孩子们,聚到一起,很是热闹。 那时候没有多少电影,也没有好多戏剧,更没有现在的电话,手机,电视机,电脑等等,孩子们在一起就是讲故事,或者打扑克牌。讲故事一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在大院的角落里,先是三五个,后是七八个,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听着其中的一个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什么“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等,既紧张,又好听。院子又大,电灯幽幽地照着,讲完故事散了场回家,仅仅就是几十米的路程,心里也是很害怕的。 白天呢,大家就相约着打牌,那时是没有,也不准打麻将的,只能打扑克牌,有(拱猪),(清顺)等等花样,四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订好规矩:输了的要往桌子底下钻。那个时候我们都穿解放鞋,人又年轻,输了牌以后就只有脱了鞋蹲在板凳上继续打,因为是打对家,两双鞋一脱,那个臭味啊,会熏了一屋子看牌的人!打到最后就是笑声,叫声,起哄声和看着输了牌的人钻桌子的那副滑稽像:“快钻啊,快钻!不钻就是小狗!钻了,钻了!呵呵!” 那时虽然是很穷,但我们却都不知道自己穷,很满足,也很快乐。 那年我已经快二十二岁了,我注意到我们一起玩的伙伴中有一个叫三儿的青年,他比我小一两岁吧,老爱注意我,同我们一道打牌,或者听故事时他会望着我,顺着我说话。 有一天他约我到小河边去坐坐,我们到那里也没有什么谈的,我坐在土坎上,他坐在旁边,坐一会儿,又站起来用泥土块打水漂。他问我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你很好啊,又聪明,又能干。” 他说:“真的,你真是这样看我的?”想了想又问:“那我的家呢?” “你的家就没有什么了。”我淡淡的回了一句。是的,三儿的家很穷,弟兄姊妹很多,还有一个残废的弟弟,父母的工作环境也很差。三儿长得很秀气,身材高挑,五官端正。 “你愿不愿意出去做临工?”他又问。 我问:“做什么临工?在哪里做?” 他说去雷波,那里有他们家的熟人,可以找到临工做。 我不置可否。我不愿意随便表这个态,而且我也不愿意抛下父母,跟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孩子去闯世界。 后来的有一天,三儿要回生产队去,叫我到他的乡下去看看。那个时候知青间互相走动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又是邻居,我答应了到三儿的生产队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下放的生产队里有一个农村女孩嫁到三儿的生产队去了,我想顺便去看看她,因为她在娘家时,和我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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