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隆--年仅26岁的江安革命之魂

　　梁伯隆名廷栋，以字行，四川省江安县底蓬乡人。父梁常甫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塾师，曾任底蓬高等小学校长。 1916年，于底蓬高小第一班毕业。次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1921年毕业。同年秋，去上海学习，考入中华职业学校木工科肄业。时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列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伯隆在校又受到新派教师的教导，接受了“劳工神圣”的观点。1923年秋毕业，随即考人震旦大学法政科肄业。常与进步友人及留法的先进青年通信联系，并相约赴法勒工俭学，研究革命学说。终因未请准公费，无力凑足学费，未能如愿。继续留校阅读进步书刊，结交共产党人，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伯隆奉党的派遣，赴广州黄埔军校军需课任职。1925年春，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胜利后因病辞职，于4月1日返回上海震旦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伯隆任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代表，与刘披云、李硕勋等担任宣传鼓动工作。五卅运动后，转入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习，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5年底，奉派再赴广州，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6年初，到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从事政治工作，随军北伐。11月在江西歼灭孙传芳主力，攻占九江后，留九江任江西省党部宣传部长，总工会秘书，同时任《国民新闻》总编辑兼代理经理。
　　1927年3月17口，蒋介石嫡系部队九江司令部派人捣毁并占领九江国民党左派党部、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等机关，捕杀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九江惨案”。伯隆易装化名，脱险到达武汉。撰文揭露“惨案真相”。不久，奉命去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笔。8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军部秘书。起义部队南下行军途中，被调往周士第率领的二十五师，与李硕勋共同担任师政治部宣传工作和师部党务工作。沿途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9月18日，到达广东大浦三河坝。这时起义军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立奔湖汕。周士第、李硕勋、梁伯隆等率领的二十五师与第九军教导团共约三千余人，留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担任阻敌打援、掩护主力进攻潮汕。10月1日起，敌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二十五师阵地发起轮番猛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双方伤亡惨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周、李、梁采取次第掩护，逐步撤兵办法，摆脱敌人。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又经历半个多月的行军战斗，经福建的永定、峰市、武平到江西的信丰。这时部队已和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党，10月底，伯隆奉派回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他绕道湖北牌州，与中共党员曾季鲁会晤，一同于1928年初，经香港回到上海。在革命暂时失利，处于低潮时期，伯隆仍然信心十足，认为：“革命之花，虽暂为狂风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发，含苞怒放期当复不远，革命是经过斗争失败而进展的啊！”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和策略的变化，对他布置了新的任务。转战文化战线，撒布革命火种，培养革命骨干。伯隆化名为梁靖超，有意结识二十—军(川军、军长刘湘)的驻渝代表傅真如和张斯可，为返川工作创造条件。
　　1928年底，按党中央回乡办学的指示，伯隆回乡，同订婚已久的农村姑娘杨德贞结婚。婚后半月，接组织通知，随即向父母妻子告别，匆匆东下重庆。借傅真如、张斯可及重庆《新蜀报》主笔王伯禹介绍，与十一军军长刘湘会晤。利用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要求，建议在重庆开办一所高级中学。得到刘湘的赞许，由军部拨给经费，并把原巴县议会旧址拨充校舍。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正式开学，刘湘自任董事长，委伯隆为校长兼二十一军军部编译委员。伯隆趁机集资开办了“掘新书店”。向青年读者推荐销售左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进步书刊。
　　伯隆受中共川东特委的直接领导，在重高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120多名学生中，党团员发展到30多人。中共四川省委对重高很重视，刘披云、项鼎、程子健也经常到校指导工作。学校政治空气十分活跃，对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和部队联系，开展兵运。这些引起刘湘的深度不安，在重高刚办一期后，即以经费无着为借口，下令停办。
　　重高停办后，伯隆在省委支持下，与张竟若、曾季鲁等中共党员自筹经费，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自任院长，共有师生80众人，多数由重高转来，师生们仍然保持了重高那种蓬勃的朝气。
　　西南学院邻近，设有二十一军的军械制造厂。伯隆为该厂工人开办了夜校，与学生和工人交往密切。厂方恐工人受其影响，发生罢工事件。便呈报二十—军军部，下令巴县政府饬市屏乡长迫使业主收回学校祖房，并派出军警，强行将西南学院解散。
　　两次办学遭到摧残，伯隆已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下去。他请示省委决定转移成都，开办西南大学。1929年10月，伯隆接中央通知，赴上海汇报。中央同意省委建议，嘱伯隆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任西南大学名誉校长。并派杨村人随梁返川、协助工作。1930年初，梁、杨、张竞若、曾季鲁等同西南学院部分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成都。冲破重重阻力，开办了西南大学。伯隆化名梁兴谷任校长。学校党组织由成华县委领导。全校有学生四百多人，教职工四十八人，分住三院。设有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等系。
　　为了扩大宣传阵地，在办学的同时，伯隆还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并在学生中组成“前卫社”和“新兴剧社”等进步团体。组织同学进行街头讲演、话剧演出等宣传活动，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的觉醒。临近暑假，成都发生抗捐罢市斗争，以西大学生为骨干的市学联，进行了有力的声援，同时在成都桂王桥街的江防司令部及军阀部队中开办的军班政治学校中积极推行策反活动。这就触犯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等的切身利益。军阀们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伯隆按成华县委通知，让一些已暴露的党员离开成都，自己留下，处理校务。
　　6月8口，市学联准备在仁厚街西大二院召开执委会。伯隆闻讯，马上骑车驰去制止。当执委们正要转移时，三军联合军警团办事处的军誓已经赶到，伯隆和几名执委当场被捕。四川省府随即下令西市大学于一用内解散。6月18日，抓走张竞若等80多名师生，查封了西南大学。接着岷江、民主等大学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伯隆被监禁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党组织和他的亲友曾多方设法营救。于右任、蔡廷锴、熊克武等也拍电报给三军联合办事处，要求释放梁伯隆。军阀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诱饵劝降，伯隆当即答道：“我宁为共产鬼，不作民国人！”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
　　1930年，广汉兵变发生后，四川军阀加强了对革命者的残害。10月28日下午，将伯隆从临时执法处移到军警团办事处，定期处决。他早作了牺牲的准备．在狱中写了“……为党为民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俱，共产真理留人间……”的遗诗：在留给家属的遗书中写道：“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作主人！”
　　10月31日早上，军警团执法官以“共产党重要分子”罪名，判处伯隆死刑。上午十点，大队武装军警，将伯隆押赴东门外下莲池刑场。他身着西服，神态自若地坐在黄包车上。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邓、田、刘军阀！”
　　刑场上，监斩官让伯隆作最后的讲话。他昂首挺立，以刑场作战场，向群众深入浅出地讲述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用江西革命的具体事例，指出“中国的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人民才能吃饱穿暖，过幸福的生活。”许多听众感动得涕泪横流，低声饮泣。最后他说：“我是为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死得光荣。过去我在江西杀土豪，今天军阀杀我，阶级斗争，就是如此。但胜利是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伯隆讲完，从容不迫地坐在家属为他准备的大红毡上，回头对刽子手说：“请执行吧！”行刑兵士也为伯隆刑场讲话所感动，双手颤抖，无法瞄准。旁一排长拾起手枪，击中伯隆胸部，遂饮弹牺性。时年仅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