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拿走了那一双雪靴

我跟阿政在三年前分手，分手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大打出手。
　　是我首先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扯他的头发，把他的眼镜也扯了下来，他发怒，把我推倒在地上，我拿起梳妆台前面的一张木凳发狂地扔他，他的额头被我扔中了，流出鲜血，他怒不可遏，从床上跳起来，捉住我双手，把我整个人揪起，再扔在床上。
　　我们都惊异于自己的野蛮和粗暴，一对受过相当教育的男女，最终竟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也许对一个人的怨恨，除了打他之外，实在无法宣泄。
　　我跟阿政是因为工作认识的，十年前，我和他在同一间报馆工作。我刚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加入那份日报当记者，那是一份相当有份量的报纸。阿政是我的编辑，他比我早入行六年，也是我的师兄。
　　我很仰慕阿政，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记者，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他有女朋友。那个女孩子是别间报馆的记者，他们是同学，那位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出色的记者。
　　我不敢向阿政表白，几个月后，他与女朋友分手，听说她爱上了一个外国通讯社记者，而且要结婚了。阿政根本没时间伤心，就在那个时候，副总编辑派我和他到英国伦敦采访。
　　我们到达伦敦，那一年，天气特别冷，伦敦也下雪，我带备了各种御寒衣物，还包括一对雪靴，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下雪天穿一般皮鞋是不够的，脚掌会生冻疮，也很容易在雪地上滑倒。但阿政他只穿着一对普通球鞋，我看到他在雪地上滑倒两次。
　　“你没事吧？”我扶起他。
　　“没事，没事。”他很尴尬。
　　我想，他的脚在那几天内一定长满了冻疮，我看见他走路一天比一天辛苦。
　　“你穿什么尺码的鞋？”一天采访时我问他。
　　“七号。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他问我。
　　“没什么。”我说。
　　第二天，我在出发去采访前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七号的雪靴给他。
　　回到酒店，他正在大堂等我。
　　“你去了哪里？我们要迟到了。”他板着脸孔说。
　　“你先换上这对鞋，不然你那一双脚会冻坏。”我把那双雪靴交给他。
　　他看到那一双雪靴，很是感动。
　　“你……你用不着这么客气，多少钱？”他腼腆地问我。
　　“是礼物，你快换上它吧，我们要迟到了。”我催促他。
　　他脱下脚上那双球鞋，我看到他的脚踝已长满冻疮。
　　“有时候，我怀疑你是故意让自己受这种苦来忘记失恋的苦。”我对他说。
　　他把那一双球鞋扔进垃圾桶，没有理我。
　　我看见他穿着那双雪靴走在雪地上，心里觉得很满足。
　　在英国的最后一天，不用采访，我们去游泰晤士河。
　　“阿政，你忘了她好吗？”我问他。
　　“为什么？”他问我。
　　“没什么。”我没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不想看见你这么沮丧嘛！”
　　他从口袋拿出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跟我说：“给你的。”
　　我没想到他会送礼物给我，我问他：“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别理！”他一脸得色。
　　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问他：“好看吗？”
　　“好看。”他望着我说。
　　我们手牵手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我们的恋情在英国开始。

　　我时常觉得我配不起阿政，我那三年大学生活是胡里胡涂过的，阿政看的书比我多几千几万倍。他有才气，我很害怕他会爱上一个比我条件好的女人，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做一个配得起阿政的女人。
　　我和阿政一起三年后，大家都储到一些钱，我们看中了北角一个六百多尺的小单位，决定买下来，用作将来结婚。那时候，我是想嫁给阿政的，阿政也说过会娶我。
　　入伙的第一天，阿政抱着我绕着客厅和睡房走了一周，走到阳台，他作势要把我抛到街上，我跟他说：“好！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再没有人会这么爱你。”
　　他抱着我，他是不舍得我不爱他的。
　　同居的生活很快乐，我一直害怕两个人共同生活会影响感情，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发生了另一个问题。

　　“你干什么？”他坐起来问我。
　　“替你洗脚。”我低头用毛巾替他洗脚，跟他说，“把脚洗干净，然后涂药膏。”
　　我一边替他洗脚，一边忍不住流泪，我想起我在英国买那双雪靴给他的情景，我记得他在酒店里脱下那双球鞋时，脚上长满了冻疮。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舍不得。
　　阿政捉着我的双手说：”傻女，别哭。”
　　“我们会一起到老吗？”我问他。
　　他点头。
　　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他的事业停滞不前，我的事业则可说是如日中天，我在公关公司拿的薪水，加上分红，每个月有接近十万，是他的一倍。
　　从前认为我配不起阿政的人，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想到要换一个更大的单位，但阿政反对。
　　“为什么要换？我喜欢这里。”他说。
　　“你不觉得地方太小吗？”我跟他争辩。
　　“我没有钱。”他说。
　　“可以用我的。”我说。
　　想不到我这句话正好刺中他。
　　“那你自己搬走吧。”他说。
　　“你是不是要我走？”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
　　我们躺在床上，整晚背对背不说话。
　　换屋的事搁置了，但我们争吵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每当我兴高采烈跟他提起我的工作时，他总是冷冷淡淡的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鼓励；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努力是因为想配得起他，我不想输给他以前的女朋友。
　　就在三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讨论换屋的问题。
　　“我们要换过一间屋，我的东西已经没地方放了。”我跟他说。
　　他坐在床上看书，对我的说话好象充耳不闻。
　　“你听到没有？”我问他。
　　“要搬的话，你自己搬好了。”他望也不望我一眼。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我给他气得七孔生烟。
　　“反正我配不起你。”他说。
　　我很愤怒，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们打起架来，在这天之前，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做爱。
　　我没有哭，我被他扔得很痛，但我不肯流下一滴眼泪。
　　“我们分手吧。”我说。
　　他没有反对。
　　我把我们联名买的单位卖了，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把余下的一半钱存入他的户口，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4
　　分手后的第一年，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
　　分手后的第二年，他介绍了一宗生意给我，我们偶然会通电话，我知道他正在跟一个女孩子来往。那个女孩子比他年轻十年，是他一位朋友的秘书，我见过她一次。她很仰慕阿政，就象我当年仰慕阿政一样；跟我不同的是，她没有觉得自己配不起阿政，她不认为阿政需要一个和他一样出色的女人。
　　“他很大男人。”这个女孩子对我说。
　　从前我也知道阿政是个大男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小女人，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他，爱情是我生存的动力。可惜阿政要的，不是我这种大女人中的小女人，而是一个没有野心，甚至没有进取心的女人。
　　分手第三年，阿政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她想要个名份，我的年纪也不少了。”阿政一边搔头一边说。
　　我都忘了，他已经三十八岁。
　　“恭喜你，会请我喝喜酒吗？”我问他。
　　“你有空吗？”他问我。
　　“我还是头一次喝旧情人请的喜酒，我一定会来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阿政说。
　　“什么事？”
　　“那天打了你，对不起。”他说。
　　“是我先出手打你的。”
　　“我不应该还手。”
　　“当时不可能不还手的。”我笑说。
　　他也笑。
　　阿政的婚宴在尖沙咀一间酒店举行，今天阿政的打扮很帅。以前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也憧憬过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想着自己的新娘子造型，倒没想过新郎是怎样的。
　　我送给阿政的新婚礼物是一幅油画，可以挂在客厅里。我想了很久该送什么礼物给他，最后，很自私地想到送一幅油画，让他家里永远有属于我的东西。
　　在宴会厅外面的走廊，我遇到阿政。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宴。”他跟我说。
　　“有一件事，我都忘了——”我说。
　　“什么事？”
　　“那一双雪靴，是你拿走了，还是我拿走了，搬屋时很乱，我都忘了。”我说。
　　“是我拿走了。”他说。
　　或许是我一厢情愿，我觉得阿政还是爱我的，他没有忘记那一双雪靴。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阿政，我后来又买回北角那个我们一起住过的单位，时常站在阳台上，想起他抱着我的情景，我仍然相信，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爱我。
　　站在阳台上，我会希望香港下雪，那么阿政就可以穿上我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