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东：“被”代表与“逼”代表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民意需要出口，由于民意往往被淹没，他们需要代言人，意见领袖就是他们的一种通道。那些有声名的人，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民意的扩音器。但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愿意担当这样的意见领袖，即使担当，他也可以选择不表达这个或者不这样表达。

围绕莫言领奖刮起的舆论风雨，渐渐平息，这并不是有关莫言的舆论场已经雨过天晴，而是随着舆论兴奋期的过去，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已经没有更多兴趣消费莫言。但如果对这场舆论战打扫一下战场，我们会从热闹的表面，看到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民意与意见领袖的关系。

本来，一个人获奖，他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完全是他私人的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语境，莫言却发现他不行。有太多的人希望莫言说出这样那样的话，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莫言意识到自己处在舆论的漩涡，他卷入的舆论场随处可见预埋的陷阱或预设的悬崖，当人们肆无忌惮地要求莫言做这个或那个代言人时，莫言的个性开始执拗：“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我该说话自然会说话。别人逼我表态,我从来不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一些人希望莫言发出某种声音，其实并不是想从莫言那里寻找答案，答案他们心中早就有，他们只不过试图让这个答案从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嘴里讲出来，而且是在国际的舞台讲出来。这种试图如此强烈，以至于动用到语言暴力，这让莫言感受到一种“胁迫”，莫言用了一个动词“逼”。一般人常常遭遇的是“被代表”，可怜的莫言碰到的却是“逼代表。”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有着“被代表”的思维惯性，曾几何时，运动员们就被寄予了这种厚望，那些在国际比赛中好不容易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就被要求（寄望）说一些爱我中华、振兴国家之类的催人奋进的豪言壮语，今天，时代的进步，即便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也再不需要在获奖时“代表中国”说话，他们从国家的代言人变成自己心声的表达者，令人深思的是，当国家权力都学会慢慢退出这样的表演场时，另一种来自民间的权力却水漫金山般地进场，莫言就遭遇了这样的权力。

也许莫言和我们都需要理解，不要对此大惊小怪，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积聚着“被代表”的渴望，因为，有多少声音被沉默，就有多少声音渴望被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厌恶被代表”到“渴望被代表”，仍然彰显着中国的进步。

民意需要出口，由于民意往往被淹没，他们需要代言人，意见领袖就是他们的一种通道。那些有声名的人，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民意的扩音器。但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愿意担当这样的意见领袖，即使担当，他也可以选择不表达这个或者不这样表达。民意和意见领袖其实也有一种契约，而契约精神的要义就是：自由、平等、守信。

莫言谨慎地规避着这样那样的“代言人”角色，他更愿意当一名“讲故事的人”，这是他的职业，也是他对抗各种权力的“盾牌”。

但太多的人不想听故事，他们只想看事故。他们不知道即便是诺贝尔奖加身，人也有孤独的时刻，脆弱的部分。我们都是需要壳的蜗牛，而故事就是莫言这种蜗牛的壳。当这样的壳都容不得莫言藏身，有那么多手恨不得把莫言从故事的壳里拽出来，这让更多的人开始有了寒蝉效应。宁财神在微博惊呼：“对莫言的围剿，看得我毛骨悚然，一个个手拿板砖、义正词严的架势，让我暗下决心，哪怕有天能投票了，也决不能投你们的！”

民意与意见领袖的契约关系，首先就要尊重“契约自由”这一首要的契约精神。令人吊诡的是，那些“胁迫”莫言代言的人，往往恰恰是最疯狂鼓吹自由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人有选择割辫子的自由，也应该有选择留辫子的自由；人有表达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表达的自由；人们有这样表达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这样表达的自由；特别是，人有拒绝被代表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被强迫代表别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必须允许乃至鼓励莫言可以莫言。你可以选择做仁人或者志士，也请允许别人做一个“说书的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选择，牺牲自己的牺牲，但不要胁迫别人的选择，牺牲别人的牺牲。

是啊！世界有无数的选择。你可以与清风争辩政改吗？你可以和白云讨论房价吗？你可以问流水你幸福吗？——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匪夷所思，那么，为什么非要一个讲故事的人进行“领奖问政”呢？一位小说家，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如果他只想做一股清泉，为什么你非要看沙场秋点兵，不可以听听泉水叮咚响呢？

如果你本来就不希望世界一个声音，为什么你非要全世界都成为你的回音壁呢？